四、清水第七代 翁朝陽介紹
四、清水第七代 翁朝陽介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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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1) 生平年代 :
翁朝陽生於 1929 年9 月
卒於 2018年 08月 18日
享年90歲
妻
何巧連 (住浙江上虞)
小女兒 翁文菊 (住美國)
原住於 清水 武鹿 溝仔後
(2) 學經歷 :
臺灣日據時期小學
1、大秀國小
2、清水中學初中部
3、新竹師範學校
4、1949年 7月考入南京華東軍政大學就讀，1951年畢業。
5、歷任浙江省上虞縣政協第一、二、三屆副主席，浙江省政協第五、六、七屆委員。
(3) 2001年3~4月曾經回台灣掃墓探親 (74 歲)。
拍攝於 清水 武鹿 溝仔後(2001.04)
拍攝於 清水 大秀國小 (2001.04)
(4) 海葬 :
1、離休幹部、台灣籍老黨員翁朝陽骨灰撒向東海 魂歸大海只為赤子之心
發布日期：2019-03-28
遺孀何巧連含淚揮撒花瓣
親友到碼頭坐船出海 親友投放盛著骨灰的降解盒 “老頭子，你一路走好。”“爸爸，你永遠活在我們心中。”昨天下午，舟山市普陀山蓮花洋，在親友們的依依不捨中，盛放著翁朝陽骨灰的南瓜形降解盒慢慢消失在海面。 這天，充滿傳奇色彩的臺灣籍老黨員翁朝陽如願實現了生前心願，在1949年從臺灣來到祖國大陸，因為種種原因，他僅回過一趟老家，如今他的骨灰撒在東海，隔著海峽就能望到對面的故鄉。 他成上虞首位海葬人士 昨天清晨7時20分，翁朝陽的遺孀和子女手捧黑白遺照和骨灰盒，從上虞踏上趕赴舟山的征程。 經過兩個半小時的舟車勞頓，一行人到達舟山市普陀區殯儀服務中心。“老頭子在天上保佑著我們呐！”看到晴空萬里的好天氣，遺孀何巧連紅著眼睛連連感歎。 稍作整頓，6位親屬代表從殯儀服務中心出發，來到碼頭乘上寫著“紹興市上虞區骨灰撒海活動”標識橫幅的船隻。船隻緩緩駛出碼頭，工作人員為翁朝陽舉辦了簡單又不失莊嚴的告別儀式，親屬們帶著離別的傷痛，各自捧著一枚小小的花燭，靜靜默哀，逐個獻上花燭，在三鞠躬中結束儀式。 陽光普照，海面風平浪靜。經過1小時的航程，汽笛聲鳴起，殯葬船抵達普陀山蓮花洋海域。沒有火燭和紙錢，沒有鑼鼓和鞭炮，翁朝陽的骨灰被親屬請進特製的南瓜形降解盒中。 “老頭子，你活著時沒能經常回老家看看，現在你終於自由了，可以隨時回去看看了。”何巧連和5位親屬代表含淚揮撒花瓣，在親友們的深情告別聲中，降解盒逐漸消失在海面上。 正如歌詞所唱“小時候媽媽對我講，大海就是我故鄉，海邊出生，海裡成長……”翁朝陽魂歸大海，完成了他漂洋過海回老家看看的心願，同時也完成他掛念已久的人生最後一筆黨費。 翁朝陽選擇海葬，這在我區尚屬首例。 一位傳奇色彩的臺灣籍老黨員 在眾多上虞人的心目中，翁朝陽是一位充滿傳奇色彩的人物。 翁朝陽，出生於1929年9月，臺灣台中縣人。1949年7月參加革命，1980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49年7月，他考入南京華東軍政大學學習；1951年1月，他分配至南京第三高級步校，在訓練部、宣傳部工作、學習；1952年8月起，他先後在華東軍區直屬政治部、南京軍區文化速成中學工作。在部隊期間，他曾榮立三等功1次。 1963年3月，翁朝陽從部隊轉業，分配到當時的上虞縣豐惠供銷社工作，先後任營業員、副站長、副經理等職。何巧連回憶，老伴被分配到謝橋的虞東農藥廠，他一心撲在工作上，每天起早貪黑，很多時候甚至吃住都在單位倉庫裡。 因為苦幹實幹，翁朝陽多次被評為縣級機關先進工作者，1981年被授予浙江省級勞動模範稱號，1982年被授予浙江省級優秀共產黨稱號，並於1991年1月光榮離休。此外，他還於1982年10月參加籌建上虞縣政協，歷任縣政協第一、二、三屆副主席，第二、三屆縣政協黨組成員，縣八屆人大常委，省政協第五、六、七屆委員。 “老頭子積勞成疾，生前患有多種癌症，被病痛折磨了大半輩子，但是他從不怨天尤人，一直深深感恩黨和政府，並且始終勤勤懇懇、踏踏實實地工作。”何巧連回憶，老伴時常掛在嘴邊的話，就是“沒有中國共產黨，就沒有新中國，更沒有他的新生命。” “翁老的一生充滿傳奇色彩，他無怨無悔、無私奉獻的精神，多年來激勵著廣大黨員幹部。”區委老幹部局局長楊閏世動情地說，尤其在身後事的安排上，翁老積極回應全區上下開展殯葬綜合改革的號召，勇於嘗試生態葬法，再一次凸顯了一位老幹部、老黨員的先鋒模範帶頭作用。 楊閏世回憶，翁老在去世前半年，曾提出過遺體捐贈的意願，後因年事已高作罷。去世前幾天，他又提出海葬這種綠色環保的喪葬儀式，得到了全家一致的贊成。獲知老人的心願後，區委老幹部局馬上聯繫區民政局，瞭解申請海葬的流程。由於翁老是上虞首位海葬人士，區委老幹部局和區民政局做了大量的前期準備工作，最終協助家屬簽訂了海葬協定，確定了清明前夕海葬的時間。 一片赤誠只願臺灣早日回歸 2018年8月18日，深耕上虞沃土，無私奉獻了一輩子的離休幹部、臺灣籍老黨員翁朝陽永遠閉上了眼睛，享年90歲。 “老頭子生前遺願，就是將骨灰撒向大海。”今年3月8日，記者跟隨區政協、區委老幹部局工作人員走訪慰問何巧連時，她含淚表示，老伴是一名老黨員，有義務在全區殯葬改革中起帶頭作用。他選擇海葬，既是回應殯葬改革的號召，也是為了實現生前沒能經常回臺灣老家看看的心願。 在大陸的70年時間裡，翁朝陽始終牽掛著臺灣的老家，一直想回去看一看那片生他養他的土地，走一走他曾經玩耍過的那片海灘，嘗一嘗魂牽夢縈多年的家鄉菜。然而，除了2001年和老伴回去過一趟，後來因長期備受病痛折磨，他再也沒能實現經常回家看看的心願。但即使臥病在床，老人還是每天必看央視新聞聯播和海峽兩岸節目，從中瞭解臺灣的形勢。老人生前經常說的一句話就是：“相信我們如今做的一切努力，都是為了臺灣能回到祖國懷抱。” “父親的言傳身教就像大海中的燈塔，從小指引著我們兄弟姐妹要做一個正直的人，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。”當天，專程從美國趕來的三女兒翁文菊表示，父親充滿傳奇色彩的一生，是全家人寶貴的精神財富。尤其是他極度渴望臺灣早日回歸祖國的赤子之心，深深影響著、感染著全家人。全家人尊重他生前的願望，用海葬的方式替他交最後一次黨費，也深刻銘記著父親希望祖國早日統一的多年夙願。 （記者:金偉 章海甯 宋彥佩 文:記者:朱勝鈞攝） 轉自《上虞日報》 2019年3月20日 第3版 |
請參考 : ( http://zzb.shangyu.gov.cn/art/2019/3/28/art_1306882_31744682.html )
2、我區舉行首例海葬生態葬法儀式
2019-03-20 由 浙江新聞 發表于社會
2019-03-20 08:58 | 浙江新聞客戶端 | 記者 宋彥佩文 朱勝鈞 攝
「父親從小在海邊長大，今天通過海葬讓他又回到海里，就像回到了魂牽夢縈的故鄉，所以這次海葬特別有意義。」3月19日下午，我區一離休幹部翁朝陽的骨灰海葬儀式在舟山普陀海域舉行，這是我區首位市民舉行海葬生態葬法。
當天下午1點左右，舟山海面風平浪靜、天氣晴朗，在海上舉行簡短的親人告別儀式後，翁老的骨灰被裝入可降解的骨灰盒中，在《大海啊！故鄉》的樂曲聲里，伴隨著親人們的撒花祭祀，翁老的骨灰盒被緩緩降入海面，在涌動的海浪中慢慢下沉，在親人們的簇擁下，遺屬何巧連淚眼目送著，嘴裡喃喃自語：你一路走好！一路走好！
據悉，翁朝陽出生在1929年9月，台灣台中縣人，去年8月因病在虞去世。1949年7月參加革命，並考入南京華東軍政大學學習，1980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在部隊期間，曾榮立三等功一次。歷任縣政協第一、二、三屆副主席，第二、三屆縣政協黨組成員，縣八屆人大常委，省政協第五、六、七屆委員。曾多次被評為縣級機關先進工作者，並先後授予浙江省級勞動模範稱號、省級優秀共產黨員。
「老伴一生樂善好施，自己卻很節儉，捨不得吃穿。」遺屬何巧連說，翁朝陽7歲那年，他的母親和其他兄妹在台灣的一次地震中喪生，後來在阿姨家長大，18歲在大陸參軍並學習，後來工作生活一直在上虞，但他在有生之年對家鄉台灣始終很牽掛，曾經在74歲那年，他帶著家人回去過一次台灣，與同父異母的兄弟姐妹相聚了一次，後來因身體原因就再也沒回過家鄉。
「落葉歸根，選擇海葬是他的心願。」何巧連說，生前我們還討論過樹葬、草坪葬，但想想海葬更有意義，海洋遼闊，而且他可以順著洋流看看台灣，也可漂洋過海去看看在國外生活的孩子們，特別是生前最後一段時光，老伴幾乎睜眼醒來，都想再去看看大海，這次海葬讓他魂歸故里了，他可以瞑目了。
小女兒翁文菊表示，父親在她心目中形象高大，對子女有深沉的愛，對親友很樂於助人，甘願付出不求回報。父親選擇海葬更是引領了殯葬生態葬法，家屬親人都希望以後像父親一樣選擇海葬，已有好幾位還簽訂了遺體捐獻協議。
「翁老的海葬行動不僅倡導了移風易俗新風，而且推動了我區節地生態葬法的殯葬改革。」區民政局相關負責人說，我區對此還出台相應的補助政策，希望更多人能選擇海葬、樹葬等節地生態葬法。
(引用 https://kknews.cc/society/4kgea5q.htm )
( 5 ) 兒時的回憶
——抗戰期間生活遭遇 (2016年 1月 6 日)
作者：翁朝陽/口述 瞿雄章/整理
(摘至 大陸浙江 大陸同胞之家)
但凡出生在日本統治時期，特別是經歷過抗戰時期的臺灣人民，對於曾經遭受日本侵略者奴役、殘酷迫害等苦難生活經歷，無疑銘心刻骨，一輩子都難以忘懷。我今年87歲，1929年9月出生於臺灣中部的台中清水鎮，祖宗自清代鄭成功收復臺灣起就到了臺灣，因而對日本鬼子犯下的滔天罪行印象最深，最有發言權。
一、苦難的學童生涯
日據時代我家是佃農，家裡生活很苦，我從小摸著牛尾巴長大的。由於長期營養不良，我人長得又瘦又小，父親看我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，不適合幹農活，就省吃節用送我去讀書，就這樣，1937年我去了大秀國民學校讀小學，1943年又通過個人努力，考入清水鎮中學。
當時家裡窮得啥也買不起，課本書是借的，書包就別提了，每天用塊布包一下課本拿著上學去了。買不起筆，就用別人用剩的鉛筆，再套一個杆子接起來用。為了節省紙和筆，我還常常在地上練字。雖然這樣的學習生活很艱苦，但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日本老師對臺灣學生非人的折磨。記得讀小學時，日本人規定，每天早上要禱告，我當時較頑皮，不願作禱告，用腳在地上寫字，日本校長見狀，先是躲在我身後，然後乘我不備，猛地一下用皮鞋將我踢倒，接著再把我拉起來，再次把我踢倒，如此重複，踢得我小便失禁。當時臺灣天氣很熱，地是沙泥地，我穿的是短褲，倒在地上，疼得要命，起來後，眼冒金星，搖搖晃晃無法站穩。
二、我家遭受的災難
1935年，臺灣清水發生大地震，當時我家房子是用泥和稻草壘起來的土房子，根本經不起地震。房子倒塌後，親娘、親妹妹被壓死，我被震倒在房子廢墟中，拚著命從房子裡爬了出來。後來為了防震，我家千方百計湊錢，蓋起了磚木結合的新房，我爺爺、叔爺兩兄弟合住在一起。
然而新房住了沒幾年，1943年，我剛到清水中學讀初中時，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，為滿足戰爭補給，在我老家建造海軍燃料廠，一下圈進了大片土地。我家種的土地，包括宅基地，統統被侵佔了去。房子被強拆，沒有任何補償。我爺爺爬到房頂上，想著房子將被拆掉，還有維生的土地也將被奪走，手腳氣得發抖，傷心地大哭起來，生了一場大病，不久就去世了。
就這樣，我爺爺兩兄弟被分開了。我叔爺到了彰化鄉下種地，那裡土質差，只能種菜，生活很苦。我們家則靠翁家老親眷送的堆稻草一塊地，利用老房子拆下來的破舊材料蓋了一間茅房，全家老小擠在一起。因此，爸爸也經常生病。
日本鬼子除了建燃料廠外，還在我家鄉造“陸軍路”，路從北到南很寬能開坦克、汽車，經過我的新家。為此，派出所要求每戶出一人修路，當時家裡父親生病，沒有壯勞力，我最大13歲，下面的孩子只有4、5歲。無奈，我只好硬著頭皮去修路。
修路時鄉親們可憐我又瘦又小，沒有力氣，土框都比我大，有意在我框裡少裝土，不料來回跑了幾次後，被日本員警發現了，便說我“磨洋工”，順手用“三八蓋”（日制三八式步槍）保險栓伸進我鼻孔使勁轉，把我折騰得眼淚都掉出來了。
除了運土修路外，還規定每戶要在路傍種一棵樹，幸虧有我堂叔幫忙，挖好坑，種上樹後再掛上牌子，寫上是哪家人家種，每天要去澆水，幸好樹沒死，否則要重種並受罰。
1944年，隨著日本侵略戰爭的不斷擴大，他們的困難也越來越大，需要的後勤保障越來越多，對臺灣老百姓的掠奪也更加瘋狂。他們採取了強征的辦法，公開貼出告示，逼迫臺灣老百姓交出糧食與金銀手飾。我後娘是獨生女，二十七、八歲才與我父親結的婚，有一點手鏈、戒指等嫁妝，我堂叔老婆向員警告密後，全被員警拿走了，後娘眼見唯一值錢的東西被拿走，傷心得難以言表。
為了躲避糧食被搶，臺灣農民千方百計想辦法，在草垛下面挖個洞，把糧食藏起來，但日本鬼子就叫偽保長用長長的鐵棒往草垛裡亂戳，檢查裡面有沒有糧食。
糧食被日本鬼子搶走後，為了填飽肚子，我們不得不把木薯、番薯磨成粉，用這種澱粉做成皮子，再把捲心菜切碎，加點蝦皮，作為餡做成菜包子。很長一段時間，我們幾乎沒有糧食吃，就靠吃這些東西度日。後來，我就經常去海邊，靠給姑夫幫忙拉網，分到一點小魚，拿回家裡曬乾，包包子吃。
三、受苦受難並非我一家
日本鬼子欺壓臺灣老百姓罪行罄竹難書且不勝枚舉，除了我家人的悲慘遭遇外，當時廣大臺灣人民普遍都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。
1943年前後，太平洋戰爭最艱苦激烈的時候，沒飯吃的臺灣百姓遠不止我一家。有一位面黃肌瘦的臺灣女農婦，餓的實在撐不住了，跑入我的初二日本老師家中，偷偷掀開鍋蓋，吃了一點點鍋巴，不巧被他老婆發現，當即用日語哇哇大叫起來，她孩子立刻跑去向父親通報。這位日本老師是侵華退伍老兵，聞迅後當即停課趕回家中，用軍皮鞋惡狠狠朝農婦踢去，把她從塌塌米上踢到了塌塌米下，痛得在地上直打滾。因為老師不上課，我和同學們都跑去看究竟，面對如此非人的折磨，大家難過的當場淚流滿面。
我還曾親眼看到過讓我銘心刻骨的場景。記得那一天，我正在家中在地上練字，忽然聽到屋外一個小姑娘傷心地哇哇大哭，我跑出去一看，只見有一輛小車停在她家門口，準備抓她上車，從周圍的議論裡我打聽到這戶人家裡有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，生活貧困，實在養不起，只得把這個十三、四歲小姑娘賣到妓院去，小姑娘無力抗爭命運，哭喊聲隨著遠去的汽車漸漸消失了，但我腦海裡至今都不會忘記小姑娘被強行帶走的那一刻，日本統治時期，臺灣人民真的受盡了苦。
同樣，我的親戚們在日據時代生活也苦不堪言。我叔爺的小兒子（我的二叔）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被日本鬼子徵召去當軍夫，到過海南島，吃盡了苦頭，最終總算保住了性命，孤身返回了臺灣。還有我的一位堂叔，年紀較我大2歲，小學畢業後，由被騙到日本做童工，吃苦受累無數，直到日本投降後才回到臺灣。
四、臺灣人民與日本侵略者不共戴天
哪裡有壓迫，哪裡就有反抗，臺灣人民從不甘心日本的殖民統治，一有機會就會教訓日本鬼子。記得當年讀小學時，我和小夥伴們懷著對日本鬼子的滿腔仇恨，合起夥來狠狠地教訓了一下日本校長、員警的孩子們。
當時日本學生與臺灣學生分開就讀，我們在本地鄉下小學讀書，而日本校長及鄉公所員警的孩子們均到清水鎮上學，我和十來個夥伴們就商量，我們雖然人小力氣小，但對付“日本小鬼子”還是綽綽有餘的。於是我們事先躲在日本學生每天回家必經之路旁的毛竹篷裡，等到晚上日本校長、員警的孩子們放學經過時，冷不防，一下子沖出來，把他們痛打一頓，打得他們哇哇亂叫，然後一哄而散，等他們父母來後，已經找不到我們了，氣得他們只好自歎倒楣。
最解氣的是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了，抗戰勝利了，消息傳到臺灣已是九、十月份，農民知道後，高興得跳起來了，大家不約而同拿著扁擔成群結隊來到鄉公村、派出所去打日本鬼子，這時平時作威作福的日本鬼子，變得很老實了，連大氣都不敢出，老老實實任臺灣農民痛打，直打得大家打累為止。而在這以前，去所謂的區公所、鎮公所去辦事，非得講日語不可，不會日語，日本人就馬上說“臺灣人”、“支那人”，讓你滾蛋。當地許多農民因沒錢讀書學日語，所以根本不敢進區公所、鎮公所大門。
當國民黨軍隊到臺灣時，臺灣人民則敲鑼打鼓夾道歡迎他們來接收臺灣。臺灣人民挑著水果與茶葉蛋去慰問他們，與對日本鬼子的態度成鮮明對比。
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，此時此刻，我們應高度警惕島內李登輝之流發表媚日言論等方式，千方百計美化和粉飾日本當年對臺灣侵略的“台獨”行徑。想當年日據時代，李登輝家境殷實，曾改日本姓及赴日讀書等，生活過得風光，自然體會不到廣大臺灣老百姓所受的苦。我之所以要回憶當年本人家庭和父老鄉親們的不幸遭遇，就是要表明歷史絕不容歪曲與篡改，讓事實真相說話，從而讓青年臺胞牢記國家貧窮落後導致異族侵略的深刻教訓，弘揚抗戰精神，更加珍愛和平，懷抱理想信念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做出應有的貢獻。
（翁朝陽系原浙江省台聯顧問、原上虞市政協副主席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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